Cut台：人文社科的角度

電影《一個部門的誕生》十分好看。不少人都知道，電影取材自真實事件：2014年，一個青年因無法退出某電視台的訂閱服務而持刀傷人。

我好奇：「cut唔到台」是否香港獨有的現象？問人工智能（AI），原來不是，世界各地都有類似案例。於是我找了些研究來看。

原來「cut唔到台」早有專門術語。學者常用的包括「Dark Patterns」（暗黑模式），指欺騙性的界面設計；「Roach Motel」（蟑螂屋），即容易進入、難以退出；還有「Sludge」（污泥），指企業刻意增加摩擦，阻礙用戶取消。

所以「取消訂閱」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，而是一段充滿儀式的歷程：被話術挽留（現在的按鈕會問你是否「忍痛取消」）、被情勒（電影中職員要你給出合理理由；今天退訂，同樣要選擇理由），甚至被要求「致電客服」才能退出。看似技術性的安排，其實也涉及公義。

當我們以為只是取消一種月費，面對的其實是整套文化秩序。

訂閱文化

若把訂閱視為一種經濟文化秩序，便要問：它如何帶來不同形態的人類經驗？如何在歷史過程中慢慢變化，甚至形塑人性？

論者一般以「訂閱經濟」（subscription economy）形容cut台背後的交易邏輯：人們消費，本來買的是擁有權（ownership），現在買到的只是使用權（access）。

經濟學家Yanis Varoufakis可能會說，這就是「科技封建主義」（techno-feudalism）：平台不像傳統資本主義那樣一次過賣斷商品，而是像封建領主收取地租般，以訂閱去收取「數碼地租」，並掌握基礎設施（串流、雲端、支付）。我們不再是到市場買東西，而是住進科技王國，按月交租。

但訂閱不止是交租。今年，媒體學者Aaron Shapiro在期刊《經濟與社會》（Economy and Society）發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Subscription’s entanglements（〈訂閱的糾纏〉），強調訂閱不止是「租」，還同時糾纏着3種經典經濟形式：商品（commodity）、資產（asset）與禮物（gift）。三者在交易實作中混在一起，既涉及商品和服務，也涉及義務、期待，和各種情感投資，所以訂閱和退訂不止是經濟問題，也是情感政治。

第三階段的疲勞

訂閱文化也有自己的歷史。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旗下顧問公司FT Strategies的總監George Adelman在2022年指出，訂閱經濟在歷史上有3個階段：第一階段自2000年代初開始，歷時約20年，數碼訂閱逐步在各行業站穩陣腳；第二階段在新冠疫情期間，訂閱用戶數顯著增長，需求被推高；近年進入第三階段——「留客階段」（retention phase）。

正是在第三階段——尤其在經濟不景、失業漸多的世界——人們更多思考退訂。而退訂其實十分複雜，就是因為那是一整套跟文化秩序的「糾纏」。

2025年，來自科技策略顧問公司的Iveta Hajdakova與Morgan Williams（分別是人類學家與媒體文化研究者），在民族誌實踐行業會議（Ethnographic Praxis in Industry Conference）發表文章”I Pick My Poison”: Agency and Addiction in the Age of Subscriptions，指出訂閱經濟創造了一種「自知上癮」的新主體：訂閱者不是單純的理性決策者，因為產品與人的情感、記憶互為因果，形成複雜的依附關係（attachment）。人們在被動與上癮之間拉扯，自知會忘記、會懶惰、會被引誘，但仍得作出選擇。當人們覺得太多訂閱令生活失衡，便練習用鬧鐘提醒、限用試用期、暫停、共享帳號等「小技術」，重新掌控生活。

「訂閱疲勞」（subscription fatigue）此現象，現已受到關注。退訂不單是價格和品質問題，而是厭倦生活被切割成無數「月租」，成為情緒負擔：要記住每一筆支出、害怕被自動續期而扣錢、對取消流程感到焦慮。問題不在公司的服務和產品好不好，而在於人類天生無法同時維持與幾十家公司的續約關係，每次思考都是壓力。

說回電影。Cut台或退訂，最直接來看是一種對權力的抵抗，但單有抵抗，未必有那麼強的感染力。電影好看，是因為它拍出了Shapiro所說的「糾纏」——訂閱與退訂裏藏着「禮物」：善意由親人延伸到萍水相逢的人，再到為全港所有人cut台。電影花大量篇幅講的，正是這份送禮的善意如何催生出「一個部門」；至於部門誕生之後的事，相比之下沒那麼重要——但我不能劇透太多。

象牙快訊
文 | 李祖喬
任職香港中文大學，
正在參與「公共人文學」課程的發展

原刊於2026年7月10日《明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