避難者

電影《九龍城寨》是個難民故事，罕見地重現了東南亞華人北逃的歷史：虛構人物陳洛軍（林峰）從越南坐船上香港，得前輩龍捲風（古天樂）和幾位兄弟扶持，第一口熱飯是大牌檔阿七（喬靖夫）製作的叉燒飯。故事設定是1984年，很多城寨居民到外面尋找更好的世界，但留下的人，在惡劣且注定被清拆重建的空間中，努力維持某種情義。

最近，我在現實中也找到「城寨」的感覺──深水埗一家小餐廳Lonely Paisley三週年，其慶祝活動之一，是與重慶大廈的基督教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合辦Kitchen Away from Home（難民廚房）。晚餐由南亞和西非的尋求庇護者所煮。顧客邊用餐，邊用心聆聽幾位避難者的故事，是我欣賞的市民性格，希望不會太快消失。

活動中，我第一次聽說有人來自西非的比亞法拉（Biafra）──它是信奉基督教的伊博人的聚居地。伊博人多年來跟附近的穆斯林不和。1967年，建國不足十年的尼日利亞重劃行政區，把比亞法拉的石油區劃在伊博人控制範之外，引來反抗。尼國政府在冷戰的國際關係之中，但因為地緣政治的特殊性，竟同時獲英國和蘇聯支持，在1970年擊敗比亞法拉（有法國、葡萄牙和南非支持）。內戰過程衍生了大批難民，有醫生不滿紅十字會處事手法，成立了無國界醫生。

在人文社科，難民研究在近年算是顯學，因為世界各地的戰亂和天災實在太多。但我真的不了解那些從外國跑到香港的難民──用法律語來說是「尋求庇護者」（asylum-seeker），因為他們其實未被審定為「難民」(refugee)。

用Google scholar找新近的研究，才知道很多香港學者都有深入研究這議題。例如樹仁大學社會學家劉珮欣在期刊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（難民研究期刊）去年刊出文章，指出要為身在香港的尋求庇護者賦權，非政府組織（NGO）和難民社群組織（Refugee community organization, ROC）有不同優劣：前者是傳統組織，可以扮演保護者和在儀式上帶難民帶來解放感，但也依賴政府資源而相對保守；後者會積極推動新政策，但規模有限而難帶來大變。文章提到，港府和民間組織處理越南難民的經驗，成為了日後它的繼續發展的重要參照點。而要為弱者賦能，增強社群的社會連結十分重要。

避難作為人生歷程

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家Gordon Matthews（麥高登）去年在Asian Anthropology（亞洲人類學）發表的研究，十分有啟發性──大部份學術研究和媒體報導，都在探討難民的成因和如何協助他們，但如果把「逃難」視為一個事後的經歷，那些尋求庇護者是怎樣想？麥高登自研究重慶大廈起，定期跟十多位來自非洲的朋友見面，而這十七年來，有些人放棄而回到母國，有些人結了婚而成為香港居民，有些人成功去了美加，有各式各種的經歷。

麥高登借用赫內普（Arnold van Gennep）的術語「過渡的儀式」（rite of passage），用來指從一種身份／角色／群體轉換到另一種身份／角色／群體的過渡。赫內普概念中的「成年禮」包括三個階段：分離、過渡期和再融入。麥高登想知道，那些非洲朋友會如何看待這段待在香港而無法工作的經歷，會否指向一個更充實的人生。他採訪的大多數前尋求庇護者說，尋求庇護是一個漫長而令人沮喪的過程，他們在香港並不愉快，主因之一是不能合法工作，明明有能力，仿似寄生虫而失去尊嚴。但有些人事後也有點懷舊地說，如果再來一次還是會如此選擇，有些人則在討論過程中改口說不，始終是太辛苦了。但大體來說，幾乎大部份人都認為，這段經歷對他們來說是值得的，最終到達了一個比他們離開時更好的目的地。

這群受訪者，當然不能代表所有難民和尋求庇護者。但這篇研究有意思的，不僅僅是搜集的研究數據，還有它投射出的希望感。希望全世界那些認為自己是難民和避難者的人，最終都可以有這種感受。

李祖喬

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

本文刊於6月1日《明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