亞洲另一個特區

近日，我到印尼日惹（Yogyakarta）的加查馬達大學（Universitas Gadjah Mada，UGM）開會，跟亞洲各地的人文社科學者交流學習。

出發前看資料，我才知道日惹是印尼的一個特區（Special Region of Yogyakarta），也是印尼擁有最密集大學的文化藝術之都。在街上，我看到很多衣著打扮極西化的大學生，也有很多包頭巾的女性在電單車上奔馳。

香港也是特區，也是高等教育中心。我想，香港人跟日惹人聊天，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發。

頗令我意外的是，印尼雖有民主直選，但日惹仍然由蘇丹擔任特區首長，住在王宮，職位世襲，卻廣受民眾支持。例如，在1998年印尼的民主改革浪潮中，許多地區陷入動盪，而日惹人發起百萬人大集會後，部分民眾也要求現任的蘇丹十世兼任總督，拒絕讓中央政府指派官員空降，要求保留日惹的特殊地位。到了2010年，印尼總統批評日惹的制度不符合民主原則，暗示應將日惹改為一般的民主選舉省份，結果引發大規模示威。2012年，印尼國會甚至通過《日惹特區特殊地位法》（UU Keistimewaan DIY），在法律上永久確認日惹蘇丹自動兼任特區總督。

追求改變的蘇丹

為什麼蘇丹如此受民眾支持？跟我聊過的日惹人說，蘇丹代表的是文化傳統，但他並非純粹無實權的象徵性人物，而是真的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。

我上網研究了一會，印象是蘇丹在性別議題上頗為開明。現任蘇丹自1989年起在位，膝下無子，卻打破傳統，於2015年冊封長女為王儲（當然引起保守派不滿）。在他治下，UGM召開了國際法律專家會議，澄清各國在現行國際法下對LGBTIQ+族群應盡的義務，並在當地一致通過了著名的「日惹原則」（Yogyakarta Principles），影響了部分國家制定更為開明的性別政策。

回顧歷史，不少蘇丹家族成員似乎都追求進步，而非只想鞏固既有利益。蘇丹三世其中一位兒子，於19世紀領導了印尼歷史上規模最大、最慘烈的反荷武裝起義，被視為國家英雄。1945年印尼宣布獨立時，國際社會與許多地方王室仍在觀望，蘇丹九世卻很早宣布日惹王國無條件併入、並效忠印尼共和國。1946年荷蘭軍隊捲土重來、攻陷雅加達，印尼共和國一度面臨夭折之危。蘇丹九世公開邀請蘇卡諾總統將政府遷至日惹，使日惹成為印尼的臨時首都。當時新政府國庫空虛，蘇丹九世自掏腰包，用日惹王室的黃金與財產支付中央政府所有官員、軍隊的薪資與運作費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惹旁邊的梭羅（Surakarta）本來也是特區，但其特區地位僅維持了不到一年，便於1946年遭中央政府廢除，併入中爪哇省。原因是梭羅王室與荷蘭政府關係頗為親密，屬親荷派。當地激進青年組成團體，認為王室只是利益集團，於梭羅發動暴動和示威，甚至接連綁架並暗殺梭羅王室的首相及多位親王、地方官員，情况似乎失控，於是印尼政府索性取消了梭羅的特區地位。

權力體現於「具體人格」

日惹蘇丹歷久不衰的權力，令我想起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於1972年發表的經典文章〈爪哇文化的權力觀〉（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）。他指出，不少學者研究第三世界政治時，習慣直接套用現代化理論，把印尼的威權統治歸咎於制度落後，並認為治理第三世界的魅力型領袖往往只在社會、經濟或政治發生嚴重危機時才會湧現，因此魅力型領袖的出現屬於特殊狀態，是為了打破崩壞的舊有現狀。安德森則認為，那是學者不理解他人的文化：西方一般將權力視為抽象之物，重點在於如何運用它；而爪哇傳統文化重視的是「具體權力」，是一種宇宙觀，重點在於集中與呈現。

半個世紀後重讀安德森這篇文章，在今天仍然很有意義。不過，世界也明顯改變了很多。我在日惹開會時，聽到有美國學者提及情感理論家馬蘇米（Brian Massumi）2024年的近作《權力的人格》（The Personality of Power）。書中認為，要分析特朗普的冒起，顯然不能依靠我們過往認知的傳統魅力概念來解釋，而是要看他如何憑藉任性巨嬰式的人格來獲取支持——不再需要邏輯連貫的政治綱領。

從日惹回到香港，覺得兩個城市其實沒什麼文化和政經上的關聯。這篇小文章，只是我來回於兩個亞洲大國的特區之間、在新加坡轉機時隨手寫下的一點感想。

李祖喬 任職香港中文大學，正在參與「公共人文學」課程的發展

原刊於2026年5月29日《明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