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清水灣談哈伯馬斯─訪問谷淑美
德國思想家哈伯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去世後，我想起了文化社會學家谷淑美。
哈氏有一個著名的概念——「公共領域」（public sphere）。歷史上，西歐曾經出現過一些咖啡館和沙龍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；但後來因為體制力量的介入與媒體消費主義等因素，這些空間所孕育的溝通與批判精神逐漸萎縮。
哈氏思考和寫作的時空，是1950至1960年代作為美蘇冷戰前線的西德。當時的社會中，有許多剛經歷二戰的納粹黨員（在冷戰對抗蘇聯的情勢下，他們獲美國留任以繼續治理德國社會），也有在美國扶持的「經濟奇蹟」下誕生的消費主義者；而史太林主義者則近在咫尺，就在西德的邊境之外。可以想像，活在那個世界的人，多年來被鼓動去尋找敵人（右翼的納粹主義與左翼的史太林主義）和消費商品（美式資本主義）。相比之下，哈氏卻召喚了一些被遺忘的文化空間與知識傳統，投射出一個當時的人在現實中找不到、卻又並非毫無歷史根據的「原初情境」，讓許多人得以共同想像。
近一年來，我參與發展香港中文大學的公共人文學課程，比以前更廣泛地閱讀了關於公共文化的研究。這才認真讀到香港科技大學的谷淑美教授──她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結合香港的處境去探討「公共領域」，並在一流的學術期刊提出「想像的公共」（imagined public）和「公信力的政治」（politics of credibility ）等概念，延伸與回應了哈氏的理論。
哈氏過世後，網路上已經有許多寫得極好的悼文。我不算是哈氏研究者，反而想藉著這個機會拜訪谷教授。出發前，我猜想正在研究茶餐廳文化的年輕人類學家黎的琛（Samuel）可能也會對這個話題感興趣，於是便邀請他同行，一起前往清水灣。
公信力的冒起
問：謝謝您接受我們訪問。首先想請教您是如何開始研究公共領域的？
谷： 1980年代末，我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攻讀博士學位。當時香港正處於回歸的過渡期，社會上公共討論的氣氛漸趨熱烈，學術界也積極探討民間社會與民主化的發展。差不多同一時期，哈伯馬斯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文出版，在英美學術圈引發了極大的迴響；加上 Craig Calhoun 主編的相關評論集面世，這兩本書正式開啟了我探索「公共領域」的旅程。
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Jeffrey Alexander 是文化社會學的開拓者之一。文化社會學在當年還是一個新興領域，我從中深受啟發，廣泛涉獵了文學理論、人類學、文化史等典籍。雖然當時讀得不一定很有系統，但大大開闊了我的思維。或許也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在做研究時，開始特別關注「敘事」（narrative）在公共領域中的重要性。
回看1980年代，因為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討論，我觀察到香港社會開始出現一場「民意戰」——這真的是當時的常用詞。不同陣營都會說要打「民意牌」，又會引用不同的民意調查。你會覺得「民意」好像具有很高的地位，但又好像是被操縱出來的，同時大家又極力要求它必須可信。那時的討論空間是開放的，就算有些東西是造假的，我們也可以拿出來公開檢視和討論。所以，我腦海中已經慢慢成形了這些概念。
到了1990年代，我進一步觀察到「民意」其實是有敘事結構（narrative structure）的。例如，論述中會塑造誰是正義化身或英雄，誰是惡魔，這當中是有情節（plot line）的。我開始思考：媒體固然是用這些方式去書寫，但其實我們平時也是這樣思考事物的。這是一種日常的思考方式（everyday reasoning），我們理解世界、產生意義（sense-making）的過程就是如此。
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問我今天心情如何，我不會用量表的數字來回答你「是3分還是9分」，而是會用一個故事來告訴你，我今天為什麼不開心。這種理解是會改變的，但它不是由3分生硬地跳到9分，而是有一個演化的結構，讓我去展開（unfold）今天對過去的理解。例如，最初大家會圍繞著一個事件去理解，然後情況愈來愈複雜，大家就會開始質疑某個人是否可信。所以，你今天對那個人的理解，和你最初的理解之間，是有一個 unfolding（逐步展開）的過程的。這就是我一開始研究民意時的起點。所有人都受制於「公眾」這個想像。在香港，當時也有「公信力」這個概念走出來。
問：那這個訪問刊在《明報》不是很有意思？因為「公信力」是這份報刊的關鍵詞。
谷：我不知道這個字的起源，但90年代的香港的確是常常提及「公信力」，不只是說媒體，而是說任何公共人物的言論。也就是說，每一個人參與公共領域，都會受制於公眾的規範，所以跟《明報》說的傳媒公信力似乎又有些不同。
如果是私人層面，我是老師，你是學生，大家都可以隨便說。但在公共層面，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身份——雖然不是絕對的平等——但你的主張是什麼？就是要訴諸大眾以取得公信力。但我覺得這不是只有香港才如此，而是有普遍性的；不過那時期的香港因為剛剛開放去討論這些議題，所以就訴諸公共的想像，例如「公眾利益」那類詞就會出來，看誰有某種道德權威。
想像的公共
問：您的寫作很理論化，可否向讀者簡介一下這本書的核心概念？
谷：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是延伸及修訂哈氏的「公共領域」概念，思考何謂「公共性」（publicness），並嘗試結合文化社會學另闢蹊徑，探索公共文化的形態。
我的研究，其實就是要拆解哈氏理論沒有妥善處理的二元對立。首先是公共／國家（Public/State）與私人／非國家／市場（Private/Nonstate/Market）之間的對立。這背後反映的是現代西方學術的一套論述範式：以國家或「公共」為本，非國家或「私人」不過是硬幣的另一面，始終被視為一個殘餘的概念，沒有清晰具體的含意；而且這種觀點將市場經濟定性為民間社會的一部份，沒有看清兩者的區別。
我認為，公共性的界定應該在於「公民群體」（citizen membership）：一方面，國家或政府擁有對公民群體的管轄權，是公權力所在；另一方面，公民或民間社會就是公民實踐的所在，兩者其實都具有公共性。受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「想像的共同體」（imagined communities）所啟發，我提出了「想像的公共」（imagined public）這個概念。它是公共領域中對公民群體的一種宣稱（claim），例如我們常指稱某些事物屬於公眾利益（public interest）、民意（public opinion）或公眾情感（public sentiment）等等。這種具符號性的「公共」，是通過一個開放的溝通空間而被召喚出來的，並成為文化想像的重要參考。
溝通理性與公眾信任
谷：另外就是公眾（public）與大眾（mass）的對立。按不同公共領域的特性，「民意」可以有不同的意義：它可以是一個為了服務個人和機構而被操弄的對象；也可以是一種具批判性與規範性的權威，在政治和社會權力的運用之上。公共領域的發展，是從中世紀歐洲皇室和莊園向臣民的展示與宣傳，走到十八、十九世紀由公民之間的理性批判討論所構成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，再走到一個被操縱的階段。
哈氏後來探討「溝通行動」（communicative action）的著作，將興趣從公共領域的制度基礎，轉移到了為所有言行尋找一種普世的有效性上。這種理性批判論述的概念，是想確立一種規範性原則，讓爭議能以非威權的方式得到仲裁——即憑藉「更好論證的力量」（the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）。他的理想中，批判理性或溝通理性是公共領域至高無上的文化規範，他所追求的是一種以參與者能言善辯的能力來落實民主精神的方式。但如果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，這種「理性」代表著一種以白人、男性及社會精英為主導的論述模式，不但未能代表真正的民主，甚至有壓抑弱勢聲音之嫌。
而我與他理論對話的地方，是指出公共領域中是否民主，關鍵不在於是否夠理性，而是在於底層運作的一些符碼，它們劃分出哪些是特權、歧視、排斥和控制等等，而這些問題往往在公共領域中被置換或掩蓋了。對文化研究者來說，要分析民主實踐的文化基礎，我們就必須解構主流文化與論述，並深入分析公共領域內各式各樣的文化政治，而在其中，公信力（credibility）和不同可信的行動者（credible actors）會出現和被爭奪。
今天當然很不同了。哈氏在2022年也出了本書，2025年翻譯成英文，叫《公共領域的新結構性轉化和審議政治》（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），就是看數碼媒介下的公共領域，跟他六十年前說的有何分別。現時的公共領域碎片化，也更商業化。手機時代也使公共論述「再封建化」（re-feudalization）。
事後回想，當我身處1990年代時，是有種樂觀情緒，覺得有改變的可能，通過一些危機是有可能帶來進展的，當然也不代表必然是happy ending的。但可以打開空間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是靠溝通理性，可以靠什麼？打摔角？現在特朗普會出戰機了…香港有段時間覺得，你不靠這些了，就走另外的路徑，但最後我們還是得提供一個圖像或秩序，不過不只香港，很多地方都是。
理論與耕耘
問：「想像的公共」和「公信力的政治」都是很有意思的說法，而且有很明顯要跟理論對話的感覺，跟香港研究有點不同。
谷：這也是我的印象。香港研究自1980年代起就很直接關注香港社會發展，偏向政治議題。雖然我自己都是做公共領域，也關於政治，但是你會看到有一個很大的傾向，就是學術討論跟迫切的政治有很大的掛勾。例如有些研究，可能是借用一些概念，但最終是關注實證和政治現況，多於思考理論。但因為當時大家的共同關注點都是香港。例如香港研究會討論流行文化，或你們也熟悉的文化研究，去看身份認同，所以就變成有對話空間，香港研究就是大熔爐。
我自己在香港大學本科時，社會學的學生可以讀社會理論，我當時很受老師Thomas Wong影響，例如什麼是結構和行動？當時讀是覺得難的，但對我日後思考方法很重要。我打了個基礎，慣性是這樣，想問題是這樣的。
不過當初我也不知道自己會選擇做文化社會學的，現在看真的是幸運。我在香港的訓練是政治經濟，但去到美國，剛好我的老師Jeffrey Alexander就是搞理論的，而且文化社會學在當時是新興的領域，所以是很多我們這些早期的學生一起耕耘出來的。
我老師去年剛剛在耶魯大學退休，搞了個退休的會議，也有請我去，對我也有很大意義。現在你又來訪問我，叫我回顧自己，所以這兩件事對即將退休的我來說，都挺有個人意義。
【延伸閱讀 】
Ku, Agnes S. (1998). “Boundary Politics in the Public Sphere: Openness, Secrecy, and Leak”（公共領域的邊界政治：公開、保密與洩密）. Sociological Theory, 16(2), 172-192.
Ku, Agnes S. M. (1999). Narratives, Politics, and the Public Sphere: Struggles over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Final Transitional Years in Hong Kong (1992-1994)（敘事、政治與公共領域：香港最後過渡期的政治改革角力）. Hampshire: Ashgate.
Ku, Agnes S. (2000). “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‘Public’ in Habermas’s Theory—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s of Public Credibility”（重訪哈伯馬斯理論中的「公眾」概念——邁向公信力政治理論）. Sociological Theory, 18(2), 216-240.
訪問及撰文： 李祖喬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助理教授，現正參與公共人文學的發展）
訪問： 黎的琛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人類學及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）
原刊於《明報》2026年3月22日